传金所资深跨境财税专家：宗庆后在港信托被击穿了吗？

　　新浪财经康路

　　近日，娃哈哈集团现任董事长、宗庆后之女宗馥莉被3名自称同父异母的弟妹在香港起诉，引发各界关注。有关中国企业家家族财富继承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，不同于传统的财富分割，这是一个涵盖信托结构、国际税务安排、公司控制权与跨区域的复杂传承议题。

　　7月17日，据新黄河报道，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工作人表示，“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相关电话和投诉，我们一直在处理，已经有（成立）专班在介入处理，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处理这个事情。” 此前娃哈哈方面向媒体透露，家族内部事务，与公司运营、业务无关，公司不会提供任何答复口径或相关回应。

　　在舆论风波中，优合金顿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张庆（Steven Zhang）表示，在他服务的超高净值国际客户中，有一条富豪家族内默认遵守的“铁律”——家事不外扬，不能走向媒体、公众或法庭。因为家族财富的传承往往关系到企业控制权、跨区域资产安排和公司声誉，一旦“外溢”成舆情风险，最终伤害的将不仅是家族声誉，还有实际财富。

　　张庆是一位拥有CFA和美国注册会计师（CPA）资格的资深跨境财税专家，曾供职于普华永道和安永，目前领导一家多家族办公室及全球商业管理公司，为美、欧、亚、拉美等地区的家族企业、投资基金等提供信托架构和另类投资等服务。

　　问及外界关心的宗馥莉从香港账户中转出约110万美元用于“越南公司尾款结算”是否意味着“信托被击穿”的问题，张庆表示，目前具体细节未明，但从理论上看，即使信托为“可撤销的外国委托人信托”（Foreign Grantor Trust），若该信托系为特定子女的财富传承而设，原则上也不应被用于企业经营或付款用途。他解释说：“一个规范的信托通常包含三大角色：委托人、受托人和受益人。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‘受托责任’（fiduciary duty），即在信任基础上代表并保护受益人利益，必须避免谋私或利益冲突，否则受益人有权提起诉讼。”

　　张庆进一步指出，公众常误以为拥有公司股份就等同于拥有经营权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。信托的核心作用在于处理“所有权”，而非直接干预公司经营。在成熟的家族治理架构中，即便企业股权全部由信托持有，经营控制权通常仍由家族办公室、董事会或指定的管理机构执行。为了确保家族财富的长期稳定，不同家族成员通常会进行协商并形成一致投票机制，以避免“股东内斗”影响企业经营。“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财富家族从小就教育子女：家族问题必须内部解决。”张庆说。

　　此次宗馥莉遭起诉的案卷中，还涉及一家离岸公司作为第二被告。这一细节表明案件可能牵涉信托架构与跨境税务安排的复杂性。张庆表示，如果信托的委托人为非美国税务居民，而受益人为美国人，那么一旦委托人去世，原本由其主导的“外国委托人信托”可能因身份变化而触发美国税务机关的重新认定，进而导致受益人在未来分配中需承担高额税负。因此，在信托初设阶段，专业法律顾问通常会建议避免使用“跨法域、跨税籍且税务效率低下”的组合安排。

　　除信托安排之外，在宗庆后遗产纷争中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在于遗嘱效力。原告称，宗庆后曾指示下属在汇丰为他们设立信托，并在资金缺口时安排换汇补足。他们要求宗馥莉履行遗嘱、支付利息，并赔偿因资金被转出造成的损失。

　　张庆表示，在法律效力上，信托属于私法领域，由信托文件决定资产安排，通常在资产划入信托之后便不再属于遗产范畴；而遗嘱则处理的是信托之外的残余资产，两者并无冲突，而是互为补充。在实际操作中，高净值客户往往会同时设立信托与遗嘱。例如先通过信托分配企业股份、房产、金融资产等主要财富，并对每一位受益人设定领取条件，而剩余未信托化的资产则交由遗嘱安排。这种设计确保了既可以提前生前规划、避免争议，又能在意外发生后迅速执行，减少继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针对家庭结构的变化，张庆表示，在美国法律体系中，婚生子与非婚生子、代孕子女在继承权上原则上享有平等待遇。只有在信托契约中有明确排除时，法院才会依法执行。若信托文件未明确限制，法官将默认所有子女平等享有受益权利。

　　此外，在“争议发生后在哪起诉”的疑问上，张庆指出，关键在于信托的设立地、资产所在地以及受托人所在法域。比如如果信托资产在香港，那么即便受益人拥有美国国籍，也无法轻易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。法院通常只对其司法辖区内的资产与机构具有执行力。

　　相比于法律技术，张庆表示，信托在文化和教育意义上的作用更应受到关注。他指出，美国的高净值家庭普遍重视“延迟继承”和“隐藏财富”。许多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并不知道家族拥有多少资产，甚至成年后也需等到特定条件满足后才能接触到信托收益。这种安排并非出于“防范子女”，而是通过制度化安排帮助他们建立正常的生活价值观，不被财富支配人生轨迹，也避免因为过早暴露财富而被外界关注、引发社交或安全风险。

　　张庆坦言，企业家需提早处理财富传承问题。提前规划信托并非“锦上添花”，而是防范代际风险、把控企业权力结构的措施。同时，在创始人身心健康时做出稳妥决定，避免后代因制度缺失而陷入无休止的争夺，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。